报告伊始，张柏春研究员高度评价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科技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接着，他介绍了14-17世纪世界科技的发展状况，指出欧洲人在文艺复兴、科技革命、地理大发现的影响下不断解放思想，文化与科学呈现繁荣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完成了几次朝代更迭，科技上虽鲜有突破但也支撑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几度繁盛。张柏春研究员指出，这一时期的地理大发现等活动促进了“知识的全球化”，欧洲和中国的传统知识与科技成果得到了相互的交流传播，西方哲人培根、伏尔泰等都曾毫不吝啬地赞誉中国和中国科技。此时的中国与欧洲有着明显的互补性，在科技、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各有千秋。
进入17-18世纪，张柏春研究员认为，当时的中国人主要依赖传教士了解世界，学者和皇帝都不想接受可能会冲击中国传统思想的西方文化，并拒绝了西方使团的通商请求，因而中国对欧洲先后发生的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文化和经济上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19世纪是科技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美国、日本、德国等相继崛起，走向现代化。此时的清朝虽然也曾开展自强运动，建立仿造欧美的“坚船利炮”的军事工业，然而满足于祖制，不了解西方工业社会，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方式，未能保障国家安全，更不能推动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面对工业文明，中国社会逐渐丧失竞争力。在此背景下，19世纪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科技的看法急转直下，由正面赞誉转向负面评价甚至完全否定。
张柏春研究员接着介绍了20世纪的中国开始勇猛跟进和迅速追赶西方，使得中国科技在战乱与多变的环境中还能不断得到发展。他指出，进入20世纪，世界各国政府都成了科技事业的建设者和推动者。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历届政府的推动下，科技成为中国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逐渐实现了现代科学的建制化，其追赶西方科技的步伐与进步也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在个别科技领域甚或开始领跑世界。
讲座结束前，张柏春研究员强调我们现在需要居安思危，应清醒地意识到较之于当年西方国家现代化，当今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则更为苛刻。在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冲突之时，如何寻找一个新模式在环境可承担的范围内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已成为重要命题。他认为，在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须着力抓好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创新，重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以及带动新兴产业的主导技术，同时，持续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尽早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育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