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下午，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法国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汤开建先生应邀访问我校。汤教授以独特的见解和生动的叙述，对“利玛窦是否将望远镜传入明代中国”这一中西科技交流史上的重大问题重新进行了考辩，为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汤教授从学界成论讲起。关于望远镜在明代中国的传播，史学界大多以伽利略在1609年发明望远镜而利玛窦卒于1610年为论据，对“利玛窦将望远镜传入中国”这一说法予以否认。汤教授认为，在伽利略发明望远镜之前，已有人发明了用双透镜的望远工具；且最近发现的一条源自日本文献的资料表明，1574年望远镜就已传入日本；故此，不能将“伽利略1609年发明天文望远镜”作为“利玛窦不可能将望远镜带入中国”的论据。
接着，汤教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证。首先，他认为明人郑仲夔之“番僧利玛窦有千里镜”（语出郑氏所撰《玉麈新谭·耳新》）一说当为信史，“番僧”的时代语境亦可确定郑氏之语的真实性。汤教授还从明末清初的史料中找到另外六则记载，其中均提到利玛窦有望远镜，且从内容上看都不是抄自《耳新》一书，而是各有其来源，表明郑氏之语并非孤证。
其次，虽然在利玛窦的书信、晚年回忆录及《明史》等官方著述里没有提到自己带望远镜来中国，但署名为“明泰西利玛窦”的《理法器撮要》一书中却有三处关于利用望远镜观测的记录，而署名“泰西利玛窦撰，松江徐光启校”的《开成纪要》抄本中则记录了望远镜的制作工艺，这些内容可能来自利玛窦的未刊稿。
最后，耶稣会年报等中西文一手资料显示，1610年利玛窦刚去世不久望远镜就已进入他们在中国的居住处，此后更是有大批望远镜传入中国。这些史料都可印证“利玛窦有千里镜”。不仅如此，汤教授还根据耶稣会士来华的史料分析，利玛窦所拥有的望远镜极有可能是1607年熊三拔进京带给他的。而郑仲夔所说的“玛窦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即南昌），好事者皆得见之”中的“某道人”则应该是继利玛窦担任耶稣会中国首长的龙华民神父。
汤教授引经据典，从七个方面来说明利玛窦带望远镜来华有证可循，图文并茂地重现了望远镜在明代中国的早期传播，极大地丰富了有关明末望远镜东传过程的史料，也大大增加了否定该观点的难度。这场讲座充分展示了汤先生所倡导的“竭泽而渔”式的史料搜集方式，切实体现了历史学研究“史由证来、证史一致”的史学研究方法，使在座师生受益匪浅。
汤开建先生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荣誉会长。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澳门史研究、中外关系史、西夏史及中国边疆民族史、中国天主教史等。出版有《唐宋元间西北史地丛稿》、《党项西夏史探微》、《明清天主教史论稿初编——从澳门出发》、《明清天主教史论稿二编——圣教在中土》、《明代澳门史论稿》、《天朝异化之角：16-19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等，发表论文近300篇。
（24系供稿）
